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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坚持立德树人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访教育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杜玉波

　　党的十八大报告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重要讲话和批示中，强调了集团立德树人工作。2014年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在北大视察时强调指出：“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我们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校经验，更要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2016年4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清华大学105周年贺信中强调指出：“办好高等教育，事关国家发展、事关民族未来。我国高等教育要紧紧围绕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源源不断培养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最近，结合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我们就“如何坚持立德树人、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这一时代课题，采访了教育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杜玉波，他从高等教育的发展态势、服务面向、战略主题、内生动力、政治保障等五个方面，畅谈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思考。

　　一、如何把握新形势下高等教育发展走向

　　●大学要始终与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同向同行

　　●高等教育发展最重要的4个特征是发展环境从供给驱动向需求驱动转变、发展定位从适应服务向支撑引领转变、发展方式从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转变、发展动力从要素驱动向改革驱动转变
　
　　●当前高等教育发展需要更加注重质量提升、更加注重特色发展、更加注重机制创新、更加注重需求导向

　　记者：您认为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面临怎样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

　　杜玉波：把握好高等教育发展态势，必须立足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大背景。这个大背景可以用五个关键词来概括，那就是“五位一体”“四个全面”“五大发展理念”“新常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中，“五位一体”是党的十八大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的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是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的战略布局；“五大发展理念”是十八届五中全会的重大贡献和突出亮点；“新常态”是中央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央在正确认识当前形势后选择的经济治理药方。

　　记者：这样的时代背景对高校、对高等教育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

　　杜玉波：大学要始终与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同向同行，这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也是大学建设的重要经验。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看，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教育本身属于社会建设范畴，同时也要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智力支撑和人才支持。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然要把高等教育提供的人力资本积累、科研创新驱动作为重要支撑，“全面深化改革”必然要把全面深化高等院校综合改革作为重要方面，“全面依法治国”必然要把全面推进依法治校作为重要领域，“全面从严治党”必然要求全面加强高校党的建设。从“五大发展理念”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为转变高等教育发展方式、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赋予了更加丰富的内涵。也就是以创新发展激发教育活力，把集团、老师、学生从不适宜的管理制度和评价导向中解放出来；以协调发展优化教育结构，促进教育与经济社会相协调，各级各类教育相协调；以绿色发展引领教育风尚，遵循教育教学规律、人才成长规律办教育，营造风清气正的育人环境；以开放发展拓展教育资源，最大限度把校内外资源、国内外资源转化为我们的办学优势；以共享发展促进教育公平，充分保障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受教育权利。从“新常态”看，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要更加注重加强教育和提升人力资本素质，更加注重科技进步和全面创新。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的主旋律，也是高等教育的大逻辑。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一方面，这一经济改革必然给高等教育带来理念上的冲击，有一个“被动适应”的问题；另一方面，高校对国家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必须有责任担当，有一个“主动服务”的问题。要按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路，推动高等教育以创新丰富供给，以质量强化供给，以结构调整供给，以改革保障供给。

　　记者：那么，在这样一个国家“大背景”和高等教育“小背景”下，我们应当怎么认识和判断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走向？

　　杜玉波：我认为当前高等教育发展最重要的有这4个特征：一是发展环境从供给驱动向需求驱动转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的进程不断加快，人才市场的供需关系也在发生深刻变化，过去是由高校为主导的供给驱动，现在更多的是用人单位为主导的需求驱动。有人说，我国高等教育正在从“卖方市场”逐步走向“买方市场”，以前的大学生都是“天之骄子”“酒香不怕巷子深”，现在是“皇帝的女儿也愁嫁”。高校应该树立市场竞争意识和优胜劣汰的危机感，在对接行业产业需求、优化调整人才培养结构上主动作为、有所作为。二是发展定位从适应服务向支撑引领转变。我国正在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社会对先进科技和高素质人才需求日益增加，高等教育正在走向社会的中心，角色定位从过去的适应服务逐步转向服务和支撑引领同步。创新驱动实质是人才驱动，产业升级首先是人才升级。美国硅谷的崛起是因为它靠近的斯坦福大学起到了发动机的作用。高校应该坚持需求导向、合理定位，自觉地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贴紧靠实，实现深度融合。三是发展方式从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转变。我国高等教育正在从以规模扩张为特征的外延式发展，转向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高校应该把发展重点从过去的拼规模、拼数量转向在稳定规模的基础上拼质量、拼内涵，提高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供给能力和水平，实现由“以量谋大”到“以质图强”的战略转变。四是发展动力从要素驱动向改革驱动转变。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大众化的中后期，正在逐步从要素驱动转为改革驱动，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激发和释放发展活力。高校必须抓住机遇，因为抓住机遇就会赢得未来、丧失机遇就会落后一个时代，这是许多高校发展的启示和经验。我们不能再依靠零敲碎打、缝缝补补过日子，必须下决心在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上做文章，理顺内部关系、争取外部支持，调动各方面积极性。

　　记者：您多次强调，当前高等教育发展需要更加解放思想，需要更加凝聚共识，并且把当前高校最需要形成的共识概括为四个“更加注重”，请谈谈这方面内容。

　　杜玉波：的确是这样，我曾把当前高校最需要形成的几点共识概括为四个“更加注重”：一是要更加注重质量提升，而不是一味扩规模、上专业、改校名、提规格。只有把质量提升作为核心任务、作为生命线，以质量求生存、以贡献求支持，才能进入自主发展、内涵发展的良性循环。二是要更加注重特色发展，而不是一味盲目攀高或求全求大。只有立足实际、找准服务面向、不断强化办学特色，才能真正找寻到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赢得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三是要更加注重机制创新，而不是拘囿于原有利益格局和固定模式套路。只有敢于和善于推动体制机制的创新，才能从根本上打破束缚、释放活力，充分发挥各类办学要素的最大效益。四是要更加注重需求导向，而不是蒙着头、关着门，脱离社会需求办学。只有坚持与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需要同向同行，才能得到政府和社会更多的支持，促进集团可持续发展。说到底，把握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走向，就是要适应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紧紧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把服务和支撑国家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遵循和战略引领，加快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这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坚持立德树人、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二、高等教育如何服务和支撑国家、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必然要以中国高等教育的升级版为基石

　　●要坚持学科有选择性发展，有所为有所不为

　　●高校转型的核心是结构调整和内涵转变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首要的是建设世界一流学科

　　记者：刚才您提到当前高校发展要坚持需求导向、合理定位，自觉地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贴紧靠实，实现深度融合，那么您认为高等教育要履行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重大使命，应当重点把握什么问题？

　　杜玉波：任何时候高等教育都要把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作为核心使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价值体现，也是适应引领新常态，服务和支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一项紧迫任务。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必然要以中国高等教育的升级版为基石。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高质量人才和高水平科研的支撑，是当前高等教育最重要的历史使命和战略任务。履行好这个使命，要做的工作很多，其中一个重点就是要解决好结构调整问题。当前毕业生就业难的根源在于结构性矛盾。一方面，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用人需求下降，总量压力很大。另一方面，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最为需要的应用型、复合型、技术技能型人才十分紧缺，人才的供给和市场需求“对不上”。造成这种情况，重要原因在于一些集团定位不科学，学科专业特色不明显，人才培养的类型、层次不清晰，缺乏与行业和区域发展需求紧密结合的机制。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加快结构调整，找准发展定位和服务面向。

　　要坚持学科有选择性发展，有所为有所不为。学科专业不在多、不在全，而在特、而在强，在处理学科专业的存量和增量问题上，都要坚持这样的思想。对现有学科专业格局，集团一定要有宏观把握和科学设计，既不能一成不变，也不能因人而设随意变，关键要集中建设好与本校办学定位和办学特色相匹配的学科专业群，压缩“平原”，多建“高峰”。事实上，世界一流大学中没有一所能够覆盖所有学科专业，而我们的不少高校却在热衷追求所谓“综合性”、“全科式”发展。高校学科专业上的盲目布点、重复设置、“多而散”的功利性行为，现在看来问题很大，必须痛下决心建立学科专业设置的预警机制，把就业状况反馈到人才培养环节来，科学合理设置学科专业。

　　当前，还有一个倾向也要避免，就是层次类型不能盲目攀高、一味追求学术型，而要形成梯度、对接需求。今后研究生教育在总体规模上要从严从紧、保持稳定，以培养高层次创新型人才为重点，坚持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协调发展。学术学位研究生培养更多地要以提高创新能力为目标，而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更多地要以提升职业能力为导向。本科教育的定位是要培养适量的基础性、学术型人才，但更重要的是要对接国家战略和区域需求，加大力度培养多规格、多样化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

　　记者：现在不少高校都很关注“转型”问题。您认为高校为什么要推动转型，怎么推动转型？

　　杜玉波：高校为什么要推动转型？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高等教育所依存的这个经济社会的大环境在转型。经济转型升级、产业结构调整必然要求高校的办学思路和人才培养模式作出相应调整。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和《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都明确提出：推动具备条件的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在推动转型的问题上，我们的态度要坚定，不能动摇，也不应当有疑虑和观望。

　　推动谁来转型？从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讲，所有高校都面临一个转型的问题。但具体到高等教育内部来看，地方本科高校尤其是2000年后新建的这批本科集团转型发展的紧迫性相对要更强一些。因为从面上来看，这些集团存在的学科专业趋同、人才培养模式滞后、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不足、就业结构性矛盾等问题比较突出。

　　转型转什么？不是“挂牌”，不是更名，不是集团升格，绝不是说换个名或者升一格就叫转型了。转型的核心是结构调整和内涵转变，明确办学定位，把办学思路真正转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上来，转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上来，转到培养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上来，转到增强学生就业创业能力上来。具体来说，就是紧紧围绕创新驱动发展、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一带一路”等国家重大战略，以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突破口，推动集团在人才培养模式、专业课程设置、实践教学资源、教师队伍建设等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上转。要坚决防止高校转型“换汤不换药”，现在有一些地方高校抱着一种“观望”的心态，觉得一方面好不容易升本了，又转向一种接近职业教育的类型而担心被矮化，另一方面又期望借助这种转型来获取资源，这种心态下的转型不是真转型，也转不好型。

　　怎么推动转型？关键要处理好中央和地方、政府和集团的关系。在关注和支持地方高校以联盟等形式推进转型的同时，需要进一步明确政府主导转型发展的方式。国家层面关键是做好顶层设计、政策支持和典型引导。顶层设计方面，《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明确了转型的思路方向和关键举措。政策支持方面，通过招生计划、师资培养、合作办学、财政倾斜等措施，重点扶持奖励那些在体制机制上有突破的高校，推动省级政府开展地方高校转型发展试点。这里，我还要特别说两句话：一句话是转型的主要责任在地方。各地经济结构和产业发展需求有很大差异，省级政府应当对本省、本地区高等教育结构和高校的布局规划做出设计，调动省内资源支持本省高校的转型。另一句话是转型的主体是集团。每个集团转型的规划和方案，都应当由集团自己确定，这样既利于充分调动集团在转型上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也是高校办学自主权的体现。

　　记者：“2011计划”是一项重大的改革计划，目前已经实施了两轮。您怎么评价“2011计划”的实施成效和前景？

　　杜玉波：“2011计划”是协同创新理念一个很好的载体。通过实施这项计划，协同创新的改革效果在高校已经开始显现。我认为立足于落实“协同创新”的战略思想，应当继续推进“2011计划”的实施。在计划实施过程中，要进一步强化顶层设计，体现国家意志，加强重点领域布局，完善认定程序和专家遴选机制，克服资金支持力度平均化等问题，进一步突出绩效导向和过程评价，扩大集团自主权。

　　实施“2011计划”的最大意义并不在于认定多少个中心，而是重在引导高校包括被认定的和没有被认定的高校，都真正形成一种“协同创新”的理念，在这种理念指引下实现学科、科研、人才培养“三位一体”的创新能力提升，从而服务支撑国家和区域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很多时候我常感到，理念比做法更重要。通过实施“2011计划”，应当引导高校形成的理念主要包括：一是坚持问题导向，瞄准国家需求。协同创新首先要解决“从哪儿来”的问题，要重点把握“三个来源于”：解决的问题要来源于国家重大需求，来源于区域发展的重大问题，来源于行业企业的重大任务。二是坚持改革驱动，创新体制机制。协同创新的核心任务是突破体制机制瓶颈，协同创新的效果也要通过改革来实现。协同创新不是“合同创新”，不是几家简单的签个合同联合搞个项目、建个平台，而是要通过改革形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协同机制来促进创新要素的深度融合。三是坚持开放竞争，面向各类高校。“2011计划”提出面向各类高校开放，不限定范围，不固化单位。这个计划实施下来，将不会有“2011高校”这个概念，只有“2011协同创新中心”这个实体。在已经认定的协同创新中心中，不仅有部属高校牵头的，也有地方大学牵头的。所以地方高校一定要坚守特色、提振信心。四是坚持前期培育，注重整合资源。协同创新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要扎实做好前期的培育组建，培育调动社会各方资源和投入，把集团自身发展需求与国家需求统一起来，把对外开展创新合作与对内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统一起来，把科研创新与人才培养统一起来，让各类创新要素集聚起来在高校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应当重点解决好哪些问题？

　　杜玉波：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对于提升我国教育发展水平、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奠定长远发展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去年8月18日，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了《总体方案》，国务院以专门文件印发下达。《总体方案》指出，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要以一流为目标、以学科为基础、以绩效为杠杆、以改革为动力，这就明确了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总的指导原则和建设方向。“十三五”规划也指出，“提高高校教学水平和创新能力，使若干高校和一批学科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水平”。我理解，学科水平是一所大学核心竞争力的集中体现，学科特色是一所大学最根本的特色。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一所大学综合实力的排名实质上是学科的排名。因此，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首要的是建设世界一流学科。我认为，当前落实好《总体方案》和“十三五”规划，首先要解决好三个问题：一是中国高等教育要服务和支撑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问题，这是国家的大局，是第一位的问题。二是中国所有高校都要争创一流、办出特色的内在动力问题，这是让所有高校都能感到有希望、有奔头，办学积极性都能得到充分发挥的需要。三是一流学科建设的目标和路径问题，这是把一流大学建设落到实处的迫切需要。我们必须站在这样一个高度，紧紧围绕一流学科建设的内涵和外延、标准和条件、路径和目标、遴选和支持的办法等，对一流学科建设进行总体设计。具体来说，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是突出学科导向。以一流学科为基础，精准施策、精准支持，把一流学科建设成效作为经费、政策支持和绩效评价的重点，通过一流学科重点突破，带动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使若干所大学和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或前列。这里，我特别要说明的是，没有一流学科，就没有一流大学；但是一流大学的学科未必都是一流学科；一流大学也并不都是综合性大学，小而专的集团也可讲“一流”。二是改革遴选支持方法。改变过去“211工程”“985工程”等重点建设的做法，充分依托第三方评价，采取认定方式确认重点建设范围，不单独组织申报、评审。这样做，既可以避免重复评价，减轻集团负担，又可以避免大范围的突击申报等现象。三是打破身份限制。设立高水平准入门槛，建立公平竞争的遴选机制、有进有出的激励约束机制，强化中期建设的绩效评价、周期结束后的总体评价。始终保持一流学科建设的活力和竞争力，推动更多学科领域成为世界一流学科。没有固定身份，没有一劳永逸，一流建设永远在路上。四是突出建设质量。参考借鉴国内外有影响力的学科评价要素，建立导向明确、科学合理、中国特色的评价指标体系，采取多元评价方式，根据高校的人才培养特别是本科生培养、学科水平、办学特色、社会贡献力、国际影响力、协同创新成效等多重要素，进行综合评价，在公平竞争中体现扶优扶特扶强，引导高校突出特色、办出优势、争创一流、追求卓越。

　　三、如何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促进高等教育内涵发展

　　●提高质量，最重要的就是要落实立德树人这个根本任务，扎扎实实地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首先要确立科学的人才培养质量观

　　●要把提升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法治意识作为人才培养的着力点。

　　记者：您认为当前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和核心任务是什么？

　　杜玉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促进高等教育内涵发展是高等教育的战略主题。五中全会规划建议提出了提高教育质量的总要求，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发展更高质量更加公平的教育。就高等教育来说，就是要把提高质量作为当前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主题，作为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核心任务。提高质量，最重要的就是要落实立德树人这个根本任务，扎扎实实地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集中精力做好三件事：首先要确立科学的人才培养质量观，其次要抓住人才培养的着力点，再次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记者：您认为高等教育应当如何确立科学的人才培养质量观？

　　杜玉波：要强化三个理念，带动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一是要强化以人才培养为中心的理念，把人才培养质量作为衡量办学水平的最主要标准。一所大学办得好不好，看什么？不是看它的规模、数量有多大，而主要是看这个集团培养的学生优秀不优秀。同样，评价一个教师合格不合格、优秀不优秀，不应该仅仅看论文发了多少、项目搞了多少，而应该首先看他培养的学生合格不合格、优秀不优秀。从根本上来说，看一所大学办得怎么样，不是看一时的规模、数据，而是要以长远的眼光、历史的视野看它培养出什么样的杰出人才，看它对国家、民族所作的贡献，看它对推进人类文明进步所产生的影响。

　　二是强化以社会需要为标准的理念，把适应社会需要作为检验大学办学水平的重要指标。一个大学办得好不好，比什么?关键是衡量大学人才培养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四个比度”，即：办学定位对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适应度，领导精力、师资力量、资源配置等对人才培养的保障度，办学质量和效益对现代化建设的贡献度，学生、家长、社会对人才培养质量的满意度。

　　三是强化以学生为本的理念，把一切为了学生健康成长作为教育工作的首要追求。教育以育人为本，以学生为主体。大集团长心中有学生，这所大学才有希望；教师心中有学生，这所大学才能办好。对校长来说，要当学生的校长；对教师来说，学生的事不能耽误。要把培养学生作为毕生追求的事业，把关爱学生作为教书育人的本能。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为了一切学生，这应该是大学文化和精神的内核。

　　记者：您认为高等教育如何抓住人才培养的着力点？

　　杜玉波：对当代大学生的教育，最需要在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法治意识上做文章。

　　先说社会责任感问题。现在社会上许多人对90后这一代青年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充满了担忧。怎么看这个问题？我们连续多年做的思想政治状况滚动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的思想主流是积极健康向上的。但也要看到，由于这一代人生活环境比较优越，再加上“独生子女”的养成氛围和网络环境的深刻影响，的确造成了部分年轻人缺乏吃苦耐劳的精神，以自我为中心，抗挫折能力差等。要培养青年学生社会责任感，关键是牢固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育人当中的灵魂和引领作用，把德的要求体现在教育工作全过程、人才培养各环节。这件事情对我们是个不小的挑战，难就难在如何把核心价值观“贯穿、结合、融入”，“落细、落小、落实”。目前，各地各校创造了一些很好的经验。全国高校开展的“礼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题教育活动，就是让大学生在家国情怀、社会关爱、人格修养教育中提升对核心价值观的文化体察和精神共鸣。

　　再说创新精神问题。我们要把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成功的集团、高明的教师，就在于尊重个性、挖掘潜力，使学生在校期间养成终身受用的良好习惯和获得未来发展的多种准备。要注重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好奇心，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这样的思路和导向尤其要体现到教育教学过程中。在教学内容上，要更加注重“更新”。不能总是一套老掉牙的东西，要及时反映学科研究新进展、相关实践新经验、人才成长新需要。在教学方法上，要更加注重“互动”。鼓励多采用参与式、讨论式、交互式、个性化的教学，扩大小班化教学覆盖面。不少高校正在探索的慕课平台，使“翻转课堂”成为可能，这样的课堂教学更加有利于因材施教，体现从以教师为中心真正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在教学管理上，要更加体现“灵活”。可以设置创新创业学分，建立创新创业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可以探索课程互选、自主选学，建立更加灵活管用的学籍管理制度。可以实施弹性学制，放宽学生修业年限，允许调整学业进程，保留学籍休学创新创业。

　　还有实践能力问题。大学生的实践能力是一个薄弱环节。在政府和集团层面，解决大学生实践能力的问题，关键要建立协同育人的机制，也就是集聚各种社会资源投入人才培养，创立高校与有关部门、科研院所、行业企业联合培养人才的新机制，实际上就是通过推动高校与社会力量的协同，把社会资源转化为育人资源，转化为集团发展资源。近年来，我们组织实施了系列“卓越计划”，通过推动与中央政法委合作培养法治人才，与中宣部以及中央主要媒体合作培养新闻人才，与卫计委合作培养临床医学人才，与中科院共同推进科教协同育人计划等，高校人才培养正在从教育部门单兵作战逐步转向部门联动，把理论与实践、培养与需求对接起来，实现资源共享、合作共赢。

　　还有法治意识问题。增强学生法治意识，是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在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之外新增加的一条要求。提高大学生的法律素质，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基础性工程。我们要切实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大力推进普法教育，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让广大青年学生成为尊法知法懂法守法的合格公民。

　　记者：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教师是关键，您认为应当如何加强高校教师队伍建设？

　　杜玉波：有好的教师，才有好的教育。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全国广大教师要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老师。发挥好教师队伍的作用，关键在于提升教师队伍素质，而对于教师素质的要求有三句话：“师德为先、教学为要、科研为基”。所谓师德为先，就是要把对教师品行的要求放在第一位。教育工作是党的事业，教师应该心存“党心”；教育工作关乎接班人的培养，教师应该心存“爱心”；教育工作承载每个家庭的希望，教师应该心存“良心”。集团是社会道德的高地，也是社会良心的地标。高校一定要严把师德关，决不允许品行有问题的人当教师，对触及底线的行为要果断处理，决不能降低标准、姑息迁就。所谓教学为要，就是要引导教师心无旁骛地投入教学工作。现在一些高校还是存在“科研是长腿、教学是短板”的现象，有的教师忙开会、忙项目、忙论文，心思不放在教学上。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还是在教师的评价激励机制上没有树立一个正确的导向。要有职称评定、教授分级等政策支持，特别要提高教师教学工作业绩在校内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所谓科研为基，就是要建立以高水平科研反哺教学的机制。高校教师做不好科研的，也很难保证教学质量。要下决心改变重论文轻实践，重成果数量轻实际贡献的倾向，提高科研对人才培养的贡献度。

　　发挥好教师队伍的作用，还要解决好教师队伍活力不足的问题。一是要不断完善高层次人才“引育并举”的工作机制。高水平大学建设现在迫切需要的已经不是普通的人才，而是要集聚一批在海内外具有前沿学术领域穿透力的高端领军人才。对这样的人才，要不惜成本引进、不惜气力培养使用，同时严把思想政治关，使之成为政治上、学术上的“双强”带头人。当然也要防止高校之间人才引进的无序竞争。二是要建立更加科学的考核评价机制。以实际能力为衡量标准，突出专业性、创新性、实用性，注重看能力、看实绩、看贡献，解决唯学历、唯职称、唯论文的问题，把考核评价机制贯穿教师招聘遴选、职称晋升、岗位聘用、薪酬分配、流转退出等诸多管理环节。

　　四、如何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提升内生动力

　　●综合改革不是改革的综合，不是简单地拼盘，重点在“综合”，关键在“深化”

　　●高校要形成以大学章程为基础，以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为核心，以学术委员会、教职工代表大会、理事会为支撑的现代大学制度整体框架

　　●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核心思想是促进公平、科学选才

　　●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是我国高等教育不可动摇的发展方略

　　记者：您对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是怎么看的？

　　杜玉波：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我体会有三个突出特点：就是要更加注重从单项改革转变为综合改革，从增量改革推进到存量改革，从表层改革深化到深层改革。综合改革不是改革的综合，不是简单地拼盘，重点在“综合”，关键在“深化”。现在，我们已经备案了许多高校的综合改革方案，在与集团领导交换意见时经常谈到：制定综合改革方案一方面要有战略眼光，低头看五年，抬头看十年，走起来想着五十年，立足全局谋划长远；另一方面要有务实举措，走稳步，不停步，看准了，迈大步，做到“蹄疾而步稳”。在高等教育的综合改革中，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这几项改革具有基础性、全局性的意义。

　　记者：您认为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要解决好哪些突出问题？

　　杜玉波：教育规划纲要描述了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十六字特征：“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我认为，在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上，高校要形成以大学章程为基础，以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为核心，以学术委员会、教职工代表大会、理事会为支撑的现代大学制度整体框架。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依法治国做出全面部署，对依法治教、依法治校提出了更高要求。推进依法治校的一个重要抓手就是章程。章程是大学的“宪法”，也是高校依法自主办学的基本准则。依据章程治理集团，要解决好三个突出问题：要把现行领导体制运转好，要把学术组织作用发挥好，要把民主管理与监督把握好。首先，要把现行领导体制运转好。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符合我国国情和高等教育发展规律，是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内容，是党对高校领导的根本制度。在体制运行过程中，党委重在谋划和决策，在集团改革发展稳定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校长重在管理和指挥，在集团行政工作中发挥组织领导作用。要特别注意把握好“集体领导、科学决策、党政合作”这三个关键点。集体领导，就是不能搞个人说了算，重要事项都要上会集体讨论决定；科学决策，就是不能拍脑袋决策，决策事项要调查研究，充分论证；党政合作，就是党政分工不分家，集众思、广众益、宽小过、总大纲。书记、校长要自觉地贯彻民主集中制，要有这样的政治觉悟，要有这样的职业操守，要有这样的个人修炼。在党性修养方面，要有“大局观念、大家风范、大气底蕴、大度潜质”；在工作方法上，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说一件事、打一个点”。书记校长最好的状态是“性格相容、理念相通、坦诚相待、高度信任”，概括起来就是“容、通、诚、信”四个字。高校无论实行什么制，不团结就没“制”。体制再好，核心是人。

　　其次，要把学术组织作用发挥好。办好一所大学，必须要有比较成熟的学术组织和一批潜心做学问的教授。现在高校学术委员会和教授在学术事务中的作用发挥得还不够好，教授治学还没有真正落到实处。要实现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相对分离，学术委员会应主要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和学风建设等事项中发挥作用，教授应主要在教学、学术研究和集团管理中发挥作用，真正做到“学术的事，多听教授的”“上课的事，多听老师和学生的”。要高度重视培养党员专家队伍，党员专家要有党员意识，要会讲党的话，会做学生工作，在做人做事做学问方面发挥好表率作用和社会影响力。

　　再次，要把民主管理和监督把握好。高校知识分子密集，参与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意识、愿望和能力都比较强，要给他们平台、让他们说话。教职工代表大会是教职工依法参与民主管理和监督的基本形式。理事会是连接高校与社会的重要桥梁，要积极探索在高校建立理事会，使之在密切社会联系、扩大决策民主、争取社会支持、完善监督机制等方面发挥作用。

　　记者：您认为应当如何发挥好高校领导班子在集团改革发展中的关键性作用？

　　杜玉波：对于集团的工作，集团领导班子要从宏观和战略上，把好方向、用好干部、抓好大事。关于把好方向，就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把握好立德树人、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这个大方向。做到这一点，就要以社会主义政治家、教育家的标准要求自己，而不能仅仅从管理专家、业务专家的站位来处理和思考集团的工作。在集团的重要时期、关键阶段，领导班子要适时提出引领集团发展的理念、思路等整体战略构想，切实担负起集团立德树人的办学使命，牢牢把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主导权，始终把握集团综合改革的正确方向。关于用好干部，管班子重要的是管人品、管结构，要大胆培养和使用年轻干部，多选用来自基层一线的干部，大胆选用敢担当的干部，把握好干部交流的节奏。关于抓好大事，对于集团的重大问题，要在党委常委会上讨论决定；对于集团的日常重要工作，要在校长办公会上讨论决定。在处理涉及师生利益诸多问题的时候，要经常运用和谐的思维和辩证的方法，善于通过抓发展来实现师生的根本利益，通过抓条件来满足师生的直接利益，通过抓统筹来协调师生的群体利益，通过抓帮扶来解决师生的特困利益。

　　记者：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是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突破口，请您谈谈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主要任务。

　　杜玉波：高考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怎么考怎么招”的问题。高考制度必须坚持，高考改革势在必行。说“坚持”，就是说要坚持高考制度的权威性、公平性。说“改革”，就是说要通过改革增强高考制度的科学性。2014年9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标志着新一轮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全面启动。这次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四改革一试点”：“四改革”主要指改进招生计划分配方式，改革考试形式和内容，改革招生录取机制，改革监督管理机制；“一试点”主要是指启动高考综合改革试点。这次改革的核心思想是促进公平、科学选才。在“促进公平”的问题上，我认为就是要毫不含糊地严格执行好《实施意见》及配套文件的要求。减少规范高考加分工作，坚决落实“大幅减少、严格控制”加分项目的目标任务，尤其是要着力解决当前群众反映最强烈、矛盾最集中的体育、艺术等特长加分和地方性加分问题。自主招生改革工作，关键是明晰“选拔具有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的学生”的自主招生定位，不是招只会考试的高分考生。在“科学选才”的问题上，首先是做好上海、浙江高考综合改革的试点，重点探索“两依据、一参考”的招生录取模式，也就是依据高考成绩、依据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两地创造出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后，再及时进行总结、全面展开。学业水平考试，关键是促进学生认真学习每门课程，避免严重偏科，赋予学生更多自主选择权。综合素质评价，关键是确保实施过程公开透明，内容客观真实准确。从只看“冷冰冰的分”到关注“活生生的人”，从“招分”到“招生”，这个转变是全新的要求，也是对高校招生的一次重大挑战。尽管这项探索刚刚起步，毕竟我们迈出了历史性的可喜的第一步。

　　记者：请您谈谈如何加强高等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问题？

　　杜玉波：改革开放是中国迈向现代化进程的最大红利，改革和开放是分不开的，开放就是改革，教育领域也不例外。在高等教育的对外开放这个问题上，我有三点认识：第一个认识，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应当是我国高等教育不可动摇的发展方略。今天的中国大学特别是高水平大学，要把教育国际化程度作为自身学术实力的重要体现，把国际影响力作为衡量办学水平的重要标志。如果缺乏这样的认识，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绝对没有前途出路的。第二个认识，“请进来”关键是把国外优质的教育资源请进来。要引进优质的教育资源，把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管理方式、好的师资、课程、教材请进来。请进来，特别要注意处理好“国际化”和“本土化”的关系。我们既要虚心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也必须理性客观地看待和保持我国教育的优势。第三个认识，“走出去”要重点布局，不能一哄而上。要加强出国留学的科学规划，在国家最需要的专业、把最有潜力的学生选拔出来，送到国外最好的集团、最好的研究机构和国际组织学习深造。要加大尖端人才、国际组织人才、非通用语种人才、来华杰出青年人才、国别和区域研究等五类人才培养力度。

　　五、如何加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

　　●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

　　●做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必须保持高度的从容自信，保持清醒的思想定力，掌握高超的工作策略

　　●党委书记和校长要自觉站在意识形态工作第一线，做到党政同责

　　记者：您如何看待当前高校的意识形态工作？

　　杜玉波：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中央领导同志多次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切实加强意识形态阵地管理，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主导权。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我们要有三个基本判断：一是必须充分肯定主流，把握全局，保持高度的从容自信。目前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面、基本盘是好的，主动权牢牢把握在我们手里。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就无法理解高校连续保持稳定，就无法理解高校所培养的人才对事业发展的支撑作用。二是必须准确研判问题，不可低估潜在危害和负面影响，保持清醒的思想定力。高校处在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是西化渗透的重点目标。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更趋复杂、斗争更趋尖锐，多元化社会思潮在高校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一些错误思潮在师生中也有一定市场，有些是冲着我们党、冲着社会主义制度来的，这一点必须看清楚。三是必须提出有效应对办法，稳妥施策，掌握高超的工作策略。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思想之战、灵魂之战，是一场看不见的没有硝烟的战斗，特别是互联网已成为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压力持续增大、风险前所未有。我们要掌握工作的火候，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自觉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牢牢守住高校这块阵地，做到寸土不能失、片瓦不能丢、丝毫不能让。

　　记者：您认为当前加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有哪些重点任务？
　
　　杜玉波：当前加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有四个方面的重点任务。

　　第一，坚决维护政治安全和校园稳定。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也是教育稳定的“压舱石”。在这方面，我们一定要增强政治敏感性，牢固树立政治意识、政权意识、阵地意识。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以国家法律为基础，以集团规章为指导，综合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毫不松懈地做好高校安全稳定工作。

　　第二，主动占领网络宣传思想阵地。当今时代是个网络时代，当代大学生是互联网的原住民。如果我们不能充分掌握网络建设管理和舆论斗争的主导权，就意味着放弃了立德树人的使命与责任，放弃了人才培养的主动权。当前，我们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方式还不能很好地适应网络时代的要求，“老办法不够用、新办法不会用、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不管用”。如何应对当前网络育人工作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我认为，在机制建设上，要着力解决好“抽象重视，具体忽视”的问题；在阵地建设上，要着力解决好“只管修路，不管行车”的问题；在内容建设上，要着力解决好“只有发帖量，没有点击率”的问题；在队伍建设上，要着力解决好“只当绅士，不当战士”的问题。

　　第三，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的育人功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所有课程都有育人功能，所有教师都有育人职责。当前重点要抓好几项工作：一是要深入实施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把马克思主义人才培养作为工程实施的根本任务，培养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带头人，造就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家，重点建设一批马克思主义我司。特别要把重点教材使用作为实施工程的基本前提。二是要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把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巩固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重要阵地，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主干渠道，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核心课程。三是要创新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把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与话语体系创新结合起来，推动在理论建设上形成“中国学派”，在战略研究上树立“中国意识”，在咨政建言上提出“中国方案”，在对外传播上发出“中国声音”。

　　第四，落实高校党委意识形态工作主体责任。要落实好意识形态工作主体责任，强化一把手的第一责任，党委书记和校长要自觉站在意识形态工作第一线，做到党政同责。要做到敢抓敢管，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要加强教材和课堂讲坛的管理，把这一问题纳入日常教学管理，纳入教师年度考核内容，纳入教学视导和追责范围，维护三尺讲台的风清气正。要善于做知识分子的思想工作。我们党的工作就是做人的工作，做人的工作就是做暖人心的工作。对高校来说，就是要做好知识分子的工作。做好知识分子的工作，首先要加强思想政治引导，坚持以理服人，而不是以势压人。即使是批评，也要讲究方式方法，大家坐下来交流讨论，和风细雨讲道理。高校领导既要守住阵地、敢于亮剑，又要把思想工作做在平时、做在前面，最大限度地把广大知识分子团结和凝聚在党的周围，这是我们最大的政治责任。